我从来都认为，北京是一个很杂的地方，居住的“胡同”、爱吃的“萨琪玛”、房上盖的“琉璃”都是外来词，早年间穿的马褂是满人从关外带来的，后来穿的中山装是孙总理从日本学来的，就连国粹京剧也是同治年间从安徽进京的。这一方面让北京人因为接触面广有了一分傲气，另一方面也让北京人接受外来事物

的能力特强，而且属于平静接受型的，不需要经过思想斗争。
    北京男人好称“爷”，尤其是祖上吃过铁杆儿庄稼的。他们的生活讲究是“白天水包皮，晚上皮包水”，意思是白天在澡堂子泡澡聊天，晚上去戏园子喝茶听戏，这也就是京城老少爷们儿能说得出口的“夜生活”。这“戏”最早就是指京剧，后来的话剧叫“文明戏”。电影进京时的最初名称是“影戏”，论行政级别略高于天桥的“洋片”，也是拉了棚子看，还不够出“堂会”的资格。那时候也不过是《火车进站》、《水浇园丁》之类玩弄初级电影技巧的无声小片子。再后来，电影有了故事情节，名字也上升为“文明影戏”，也有了固定的放映场所，

    “开明”、“大观楼”等等都是当时UME级的影院。当时的观众群体是新派闲人和有钱的学生居多，所以“文明影戏”越发显得文明。也许是因为以往的大戏都是在晚间上演，至今京城的人们仍在意识中认为，电影是晚上看的，是“夜生活”的一部分。
    不可避免地说到，旧中国电影糟粕不少，但左翼电影、纯娱乐电影还是有不少可以传世的佳作。如《渔光曲》、《马路天使》、《天涯歌女》、《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大闹天宫》、《假凤虚凰》、《小城之春》。

    不过那时因为技术、资金、市场等原因，中国电影的根本在上海。

    建国后，迎来了电影事业的春天，许多艺术上有创新、思想积极向上的片子不断涌现，电影的观众群也扩大到会社会各阶层。有单位组织学英模的，有学校组织搞教育的，有一家子进场寻欢乐的，更有借着黑灯瞎火谈恋爱的——在那个年代，影院并排的椅子是两个比较陌生的年轻人间所被允许的最小距离了。这时期人们记得起来的大致有这几个影片《白毛女》、《我这一辈子》，以及许多苏联进口电影（那种咬文嚼字的中文配音，其声情并貌程度甚至比不上现在小学生朗诵课文，我至今不明白那些人是怎么搞的）。可没容这些“受众”高兴够，文革来了。电影市场（那时候可不许这么说）进入了灰色地带，就那么几部片子能小心翼翼地拍出来供大家看。程式化的“高大全”英雄形象充斥屏幕，电影技巧的进步与故事情节的造作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人仿毛主席的游击16字方针，总结出“敌远我近、敌俯我仰、敌暗我明、敌冷我暖”的标准电影手法。凡烈士死必苍松翠柏，即使他死在江南水乡；凡敌人皆面目灰暗，即使他的营养状况比革命群众要好得多。更可笑的是，但凡烈士从胸前口袋里拿出的什么东东，必带有鲜血，每每让我惊诧敌人的枪法之准确——居然就没有打到腹部的；而且烈士总能交待完最后一句话才咽气，好像是他自己喊的CUT”。后来看《英雄本色》，小马哥刚说到“做兄弟的……”就被夺去了生命，这一情节对我产生了莫大的震撼。比较受普通观众欢迎的，反而是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外国片。可那时的文化生活太缺了，甚至一部电影放过几遍，剪辑出版的小人书还热销，话匣子里的录音剪辑也屡播不断。不过，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还是那些战争片。这些片子往往成了他们游戏的主题，几个小伙伴分配角色，抗日、打汉奸、杀蒋匪、消灭一切反动派，都抢着当英雄，猜拳输了的才当反动派。有个孩子一边开枪一边喊：“杀光你们，让你们老吃肉！”其实，他们在内心深处都羡慕那些反动派的“幸福生活”。
    那时候，很少有人买票看电影，多是单位组织。所以，在电影院前等票也成了北京一景儿。不过，几乎没人拿钱买，连询问的用语都很亲切：“有富余票么？”好像是邻居正做着饭没盐了，要求支应一下。同样由于文化生活太缺，人们几乎不挑剔，什么片子都看。这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入场坐定后，会向左右打听，“今儿放什么片子？”甚至有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就傻等着。当屏幕上的《祖国新貌》、《新闻简报》等“加片”演过后，出现闪闪的红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标）时，剧场里往往响起一片掌声，因为大家知道，又有打仗的片子看了。多年后，去八一厂，有人指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罐子告诉我，就在这里面拍的《南海长城》。心里就忽悠一下子，有落泪的冲动。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中国电影是由八一和上海分割天下的，不过放映率最高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片子。
    这时期有两种比较特殊的观众群体。一是当时民间几乎没有电视，也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群体，他们只看新闻“加片”，作为了解国情的途径，看过后，往往在其他观众杂有不解和羡慕的异样目光中退场。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算是电影观众。
    另一类就更特殊，有的是大机构，像高级政府部门的人员，有的是文艺工作者，他们可以看到“内部电影”。所谓“内部电影”，当然是指不对外放映的。这其中包括国内认为有问题、被封锁的，比如舞剧电影《宝莲灯》、反映旧式教育的《武训传》；还有一些进口片，比如《鸽子号》、《侠盗罗宾汉》。那些放给文艺工作者看的内部电影还有另一个称呼——“教学片”。这种片子的放映场所多是内部礼堂，对外的我知道两个地方——天桥剧场和电影字幕厂放映室。大多数进口片是没有翻译的，连字幕都没有。有时候，会有一个通晓外语的，拿着话筒在侧幕现场翻译。这样的场景是圈外人绝对想象不到的。

    文革过去了，电影事业也迎来了第二春。有以《苦恼人的笑》为代表的伤痕电影，有以《瞧这一家子》的代表的新喜剧片，有以《城南旧事》为代表的新生活片，更有了新的进口片，甚至一些被解禁的老电影复映都会引来无数的观众。影院门口再次出现了拥挤的人群。也是在这个时期，冒出了中国的第五代导演。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进口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半大小子们都看疯了，街头斗殴都号称会打“瓦尔特拳”。这时期有个奇怪的现象，这部片子的对白被人们背得滚瓜烂熟。如果有人说上句“谢德”，后面必要接上“是位老练的游击队员”。接不上来的人，会让伙伴们很是瞧不起。
    也是这个时期，电视开始进入家庭，电影有了一个新的途径接近人们。有了电视，却一时没有同步出现电视剧。所以，一个大杂院全体居民围着九寸黑白看电影也是一景。但由于电视上的片子都是“老少旧”，对电影市场造不成冲击，一时哥儿俩相安无事。
    随着改革开放，电影市场日渐丰富了，一部《追捕》能左右适龄女青年的择偶倾向（当然，不是指横路净二）。但也开始大量进入普通家庭。一部《加里森敢死队》能让社会治安好转许多（为什么？不安生的小子们都学习对敌斗争技术去了）。进口影视剧的精彩使得国内影人迎来了每一次痛骂，过去那种一部《刘三姐》唱半年的美景已经不在，广大电影观众开始有选择地看片子了。
    与电影的日渐惨淡相比，电视剧却越发地迎来了观众。上岁数的人也许会记得一部里程碑式的电视剧——《敌营18年》。现在来看，那实在不是什么好片子，但它是国产第一部电视连续剧。由于中日关系发展，《雪疑》、《排球女将》等日本电视剧进入中国，更不用说《铁臂阿童木》等卡通片对小观众的吸引了。1990年的《渴望》把绝大多数人拴在了银屏前，甚至引起了社会上的道德大讨论。
    从另一个方面，国外优秀作品的借鉴和观众的挑剔，也使得中国电影作品越来越精彩。同时代涌现出大量深受欢迎，甚至有可能成为后代经典的影片，像《芙蓉镇》、《咱们的牛百岁》等等。有一部同样可以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少林寺》，使国内电影在解决后再次出现了武打片种。借鉴了日本武侠和中国传统的香港电影界，拍出了中国功夫的新境界。随后的水浒传节选《武侠》使得街上的小痞子打架时都乜斜着身子，手作持杯状。国内电影界还不会吊“维亚”，一招一式朴实得可爱、真实得可敬。那时候影评主流与大众欣赏品味还没离婚，基本上评论家没昧着良心、故作高深地夸讲没有市场的作品。也同样在这个时期，激情戏出现在屏幕上，头一次使父母在带孩子进影院前，先打听一下“戏码儿”。后来还出现了或有用意，或哗众取宠的“少儿不宜”。

    日本的L15、J15（录像机型号）适时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摆脱了媒体控制的消费者有福了，电影风光不再了。随后的VCD、DVD更把电影从制作到放映机构都拖入了深渊。相对颇高的票价挡住了大部分潜在电影消费者，而惨淡的经营更使降低票价成为放映商的割肉行为，如此恶性循环。到21世纪初，网络的媒体与娱乐作用随网民数量激增，不要说电影，甚至连电视也逐渐从部分都市人的生活中淡出了。
    为了挽回失去的市场，各地成立了一些类似国外院线的联合机构，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战胜他们没有足够能力把握的观众意向。
    从放映方式上，他们向国外同行学习，引入了午夜场：把几个类型不同、风格迥异的影片放在一起，从周末的晚间连映到第二日凌晨。在这种方式启动之初，很是红火过一阵子，但很快就成了明日黄花。原因很简单：把几种不喜欢、甚至不需要的菜拼成拼盘，并不能让食客常吃常新。僵化的引进机制造成的上好片源的枯竭，与多种媒体培养起来的受众的较高欣赏取向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影院布置上，在建国后首次出现了包厢，有了情侣座，以数倍于普通票的价格出售。这样的地方倒也有些收入，不过我不敢说买这些位置的人算不算是电影消费者，至少电影在其消费意向中所占比较不容乐观。还有了UME级的多厅影院，放映特种影片的球幕影院、环幕影院，以及具有动感效果的3D、4D甚至5D影院，在京东还有了坐着汽车观看的汽车影院（不知还能不能算影“院”）。
    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新类型影片——分账大片。实际上，这种影片并不以内容分类的，而是以经营方式分类的。放映商为了夺回市场而联合起来，直接与国外影视公司就一些“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官方语言，就是一张利嘴，绝不承认是为了挣钱，我的又一个搞不懂。北京人不管这套，就叫它“分账大片”，爱谁谁，不管发行方怎么宣称，分账大片就是票房大片），采用票房双方分账的方式，引进放映。争取以较快的速度、较好的片源，挽救被国内垃圾片毁掉的市场。随着分账大片的进入，北京电影市场也有了另一个新词“特轮儿”。到今年，分账大片快走过十个年头了，进来的片子有的确实是精品，有的不过是包装精美的垃圾。
    不可否认，有三个片子创了票房神话，《泰坦尼克》、《黑客帝国》系列、《指环王》系列。有消息称，《黑客帝国》京城票房一晚就有30万进账。可惜，这是神话，神话的意思就是不常见。各方面好的影片总是不多见，影市并没有像专业人士预料的那样被大片一救而起，反而是让大片把观众的胃口吊得高高，再加之翻译水平不能与观众欣赏水平同步，而受过合格外语教育的人宁愿与国外同步看原版片。不幸的是这样的人是当今消费主力。天知道，有多少人在邱岳峰过世、童自荣退休后，就再也不看翻译片了。结果进口影片风光不再，国内影市欲振乏力，影城为迎接进口大片而改造的音响设备投入成了另一种负担。
    宽带进入家庭，网络上的电影资源相对市场要丰富上几个级数，甚至DVD市场都受到了冲击，更何况积弱的影市。

    电影市场惨淡到了什么程度？中午同办公室的人要我请客，我说请大家看电影吧，结果大家的午饭喷满了四张桌子。电影市场萧条到什么程度？每张电影票上必印的“对号入座”成了一句废话，没有谁在购票时再选位置，反正想坐哪儿就坐哪儿，容纳数百人的影院连区区几十个黄金位置也卖不出。常到影院看电影的观众就两类：大学生和民工。如果哪个单位再组织看电影，别人当面不骂，背后总免不了说几句的。

    其实，真心热爱电影的人还是有的，如果大多数片子不是那么烂、票价不是那么高，还是有人愿意以最原始的方式去影院欣赏影片的。我曾经在自己的QQ资料这样写道：“许多年以后，我们还有着当年的激情，伴着当年的伙伴，看着老电影。片子已发黄，但感情仍纯真。就这样一年一年，人生就走完了。”响应者颇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