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漂泊》(连载中)

发表:1周前 更新:18小时前 | {{user.city}}

注:由本人真实经历改编,以后在此帖盖楼连载,与云涯社区连载进度保持一致,但先说一下,楼主写的每一章都是精心码字,不存在AI编造的情况!谢谢各位猫扑友的支持,希望大家评论一下!

 

第一章:13岁,我消失在广州的白云机场

 

我今年16岁。如果你现在在茂名的街头看到我,你大概率不会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普通的初三学生,校服有点大,刘海有点长,背着个洗得发白的书包。但如果你坐下来,让我给你讲点事儿,估计你的奶茶凉了都忘了喝。

 

我的故事,得从13岁那年夏天说起。

 

那年我刚上初一,个子长得猛,一米八了。看起来像个大人,其实心里慌得一批。我爸妈当时还在搞海外贸易,生意不错,但我那会儿性格有点闷,没什么同龄的朋友。

 

那年夏天,我说我想去日本。不是跟团,不是跟父母,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妈当时正在厨房切菜,刀顿了一下,头也没回:“你才13,自己去?谁接你?”

 

“没有接机的,”我说,“我就去转转。”

 

我爸在旁边笑了:“你去了睡大街?”

 

“我能搞定。”

 

我爸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他这人就这样,他信任你,就不问第二遍。

 

后来我就背着个书包,里面装着一本翻译器,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沓父母签了字的同意书和护照,出门了。

 

我至今都记得那天在广州白云机场的那个瞬间。我过完安检,回头看了一眼,我爸妈没走,就站在玻璃幕墙外面,隔着那层玻璃看着我。他们没有挥手,就站着看。我转身就走了。

 

上了飞机,我旁边坐着一个中年日本大叔,一直看报纸。我戴着口罩,手心全是汗,但是我拼命装镇定,假装自己是个经常出差的成年人。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望着窗外的云层,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是不是疯了?

 

但是飞机已经起飞了,落不下去了。

 

落地日本,推着行李箱过海关,我心跳大概到了一百八。我把护照递过去,那个海关人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后的空气,大概发现我没有家长陪着。但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的脸——我这张从小就被说“老相”的脸,我觉得他大概以为我是个长得比较年轻的、二十出头的留学生。他没多问,只是例行问了句来日本的目的,然后就“啪”一声,盖了章。

 

我走出机场,看着日本湛蓝的天空,深吸了一口气。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世界大到有点吓人。

 

那次去日本,我没见什么人。我就是像幽灵一样,坐着电车去了几个地方,在便利店买饭团,在酒店看日本的电视节目,全听不懂,就看着画面发呆。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这趟一个月的瞎晃悠,是在给后面的故事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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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后画师,喜欢分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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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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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去年夏天,有个女孩在网上问“谁想交中国朋友”

转眼就到了第二年,我在网上闲逛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帖子。

内容很普通,就是一个女孩在某个社区发帖,说想认识一个中国朋友。底下全是日文留言:“想看中国风景”、“想学中文”、“私信我”。

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打了一行简体中文,发送出去:“我在广东,如果你想聊,我可以试试。”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打的这行字,会让我后来在京都的雷雨夜里,抱着一个人睡了一整晚。

她回得很快。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天野濑美,是个京都女孩。她问我,有没有空见一面。我说有空,她说那你坐新干线过来吧,很近的。

听起来像是一个玩笑。

但我还真去了。

那天我坐在新干线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日本田野和市镇,心里其实没什么底。我就带了一个背包,口袋里揣着翻译器。到了站,我下车,在人潮里扫了一圈。我看到一个女孩站在那儿,齐刘海,穿着很普通的便装,眼睛亮亮的。她应该也认出我了,因为整个车站,就我一个背着双肩包、东张西望的中国人。

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用翻译器说的“你好”。她笑了一下,然后用蹩脚但努力的中文回了一句:“你,高。”

我从来没想过,一段跨国恋,居然是在新干线车站的一个翻译器帮助下开始的。

那天见面之后,我们没有立刻在一起。那更像是一个“互相确认对方是真实存在的人”的过程。

我在京都待了几天,白天各自有各自的事,晚上偶尔会约着一起吃个饭。她带我去吃了一家她常去的拉面店,店面很小,在一条巷子里,老板娘认识她,看到她带着一个外国人进来,多看了我好几眼。她帮我点了单,然后跟我解释:“这家店的汤底是鸡骨熬的,不是豚骨,你应该吃得惯。”

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但那时候我发现,她会照顾到别人吃不吃得惯这件事。

后来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用手机聊天。她中文打字很慢,偶尔会发错字,然后自己纠正,又发一遍。我那时候日语还很差,只能靠着翻译器一点一点地接住她的话。有一次她发了一段很长的文字,翻译器翻出来的句子乱七八糟的,我看了好几遍也没看明白,后来我回了一句:“对不起,我有点没看懂。”

她过了一会儿回我:“没事,下次见面的时候,我用嘴跟你说。”

她说的“用嘴说”,是指用中文跟我说。但我看到那条消息的时候,心跳还是停了一拍。

我们在网上聊了一阵子,文字越来越多,翻译器翻出来的句子也越来越像人话。有一天她忽然发了一条很短的消息:“你暑假还会来日本吗?”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一会儿,然后回了一个字:“来。”

那个夏天我去了京都,她到车站接我。那天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脚踩凉鞋,头发比上次见面时长了一点,她隔着很远就看到了我,然后举起手来挥了挥。我们走在回去的路上,街道两旁是卖刨冰和章鱼烧的摊位,她的步伐轻快,偶尔会停下来指着路边什么东西说“这个很好吃”,我就停下来买一份,然后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分着吃。

那天的阳光很亮,路边的树影洒在她胳膊上,风吹动她裙摆的一角,我忽然觉得,去年在车站见到她的时候,她只是一个“认识的人”。但今年夏天,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会想她”的人。

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在一起”。

那不是什么正式的表白,没有烛光晚餐,没有盛大的仪式。就是我们走在京都的街道上,她手里拿着一盒章鱼烧,忽然停下来,转过头来看着我,说了一句:“你知道我喜欢你吧?”

我当时手里也拿着一盒章鱼烧,嘴里还嚼着一颗,听到这句话差点噎住。我咽下去之后,看着她,然后说了一句:“知道。我也喜欢你。”

她听完,点了点头,然后把那盒章鱼烧递到我面前:“那这个给你吃。”

那盒章鱼烧,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章鱼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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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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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花火、雷雨、路灯与戒指

后来她跟我说,其实那天在新干线站台见到我第一面的时候,她觉得我长得比她想象中要“老”。不是老气,是太稳了,不像个同年龄的男生。我那时候没怎么搭话,她还觉得我有点冷漠。其实我那是紧张,翻译器握在手里,手心都在冒汗。但我习惯了面上不露出来,所以看起来就有点像那种“见过世面”的人。其实哪有什么世面,我就只是胆子大,加上脸皮厚。

后来在京都住下来以后,我才慢慢摸清楚她的脾气。她不像有些日本女孩那么有距离感。她笑起来很开,很放松,偶尔说错一个中文词,会自己气鼓鼓地纠正半天。她爸爸是深圳人,她从小在家里听过不少中文,所以她的中国话虽然带点奇怪的口音,但表达很直接。

到了夏天快过完的时候,京都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雨。

那天晚上雷打得特别响,我在房间里躺着,半睡半醒。忽然听到门被推开了,她穿着睡衣,头发有点乱,站在门口。

“外面很吵,”她说,“我睡不着。”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没等我说话,她就自己走进来了。

“你能不能抱我一下?”

我当时有点愣住。不是不想,是没反应过来。她也没等我回答,走到床边,坐下来,然后整个人缩进了我的怀里。

她的头发有一股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不是香水,就是那种很干净的气息。她整个人的体温透过睡衣传过来,夜风从窗户缝里吹进来,但怀里是暖的。她慢慢地呼吸就变平了,睡着了。

我抱着她,一动不敢动,怕一动就把她惊醒了。外面还在打雷,但她在我怀里好像一点也不怕了。我就这样抱着她,一直到外面的雨声变小,一直到天蒙蒙亮。

第二天早上她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我的房间里,瞬间脸就红了。她有点不好意思,揪着被子不撒手,嘴里支支吾吾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她头也不回地跑回去了,拖鞋踩在地板上啪嗒啪嗒响。

那个夏天除了雷雨夜,还有很多细碎的、热烘烘的画面。有一天下午特别热,我跟她走在京都的街道上。路边的柏油被晒得发软,蝉鸣声大得盖过了远处的车流声。我们去便利店买了两杯冰淇淋,我的是香草味,她的是抹茶味的。

她吃得比我快。我还在慢慢挖着杯底的脆皮,她已经把空杯子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然后她忽然停下来,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特别精准的、装出来的无辜。

“我想吃冰淇淋。”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还剩大半杯的香草球:“你刚才不是吃完了吗?”

“吃完了也可以再吃啊。”

她说得理直气壮。然后她没等我反应过来,就直接伸手过来,从我手里拿走了那杯冰淇淋,低头咬了一大口。嚼了两下之后,她抬起头,把冰淇淋递回我手里,嘴角沾了一点奶油,然后非常郑重地说了一句:“谢谢。”

说完还笑了一下,露出那种特别显眼的白牙,亮晶晶的。

我拿着被咬了一口的冰淇淋站在原地,看着她转身继续往前走。她走得不快,脚步轻快,像是刚刚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吃完冰淇淋之后,我们继续走了一段路。太阳越来越烈,路边树荫都挡不住热意。她带我在一条河边停下来,河边有几棵老树,树荫底下摆着一张旧长椅,木板被太阳晒得有些发白。

我们坐下来,我拧开一瓶水喝了一口,然后随手放在长椅中间的缝隙里。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转过头看着我,用一种很自然的语气问我:“我想喝一点进口水,行不行?”

我当时没多想,随口说了一句:“行啊。”

我刚说完,她就把脸凑过来了。她看着我的眼睛,嘴唇微微张开——不是真的要喝水,是想借着“喝饮料”这个借口,达到某个她早就想好的目的。

但我没让她得逞。在她快要碰到我之前,我伸手,顺着她的后脖子稳稳地捏住。不重,但足够让她停住。我稍稍用力,把她的头往旁边带了一下,轻声说:“吐出来。”

她没来得及反应,下意识地“呸”了一声,把嘴里那口水吐到了旁边的草地上。然后她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我,脸上带着那种“你怎么又这样”的表情。

我笑了一下,松开手,把水瓶重新拧紧:“你说你想喝饮料,没说你想用这种方式喝。”

她鼓着腮帮子,看了我好一会儿,最后没忍住,自己也笑了一下。她往长椅靠背上一倒,抬头看着树叶缝里漏下来的光,说了一句:“你真没意思。”顿了一下,她又接了一句:“但是还行。”

那天的阳光透过树梢落在她脸上,她眯着眼睛,嘴角带着一点点说不清是气还是笑的表情。

那件事过去之后,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变得越来越自然。经常是我一个人出去逛街买东西,她在家等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她出门接我,我们在半路上走着,街上没什么人,路灯已经亮了。我随口说了一句:“唉,好冷啊,我想回家了。”

结果她突然停下来,看着我说:“不行。”

我说:“为啥呀?”

她没说话,但脸有点红了,是那种在路灯下能看出来的红。

然后她突然踮起脚尖,嘟起了嘴,朝我凑过来。意思很明显——她想亲我。

我当时没躲,也没顺势亲上去。我笑了笑,抬起手,用手掌轻轻贴着她的脸,把她的头慢慢转了回去。

我说:“你这个色女,赶紧回家吧。”

她被我推开之后,没有生气,而是鼓着腮帮子,气呼呼地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着我,说了一句:“嗯!我下次一定会让你亲我的!”

说完她转身,乖乖地走在我旁边,跟我一起回家了。

那一天是2025年,具体几月份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我记得路灯很亮,她鼓着腮帮子往前走的样子,和她那句“下次一定会让你亲我的”,我一直都记得。

今年夏天,我又去了大阪看花火大会。

这一次,我没有让她挤在人群里。我提前找好了一个高处,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站在那里,能看见整条河和远处的夜空。

烟花炸开的时候,她开心得像个小孩,仰着头看。火光照在她脸上,明一下暗一下。

我站在她旁边,看着她。然后我叫了一声她的名字。

“天野濑美。”

她听到我喊她,转过头来看我。就在她转头的那一刻,我从背后拿出了一束白色的花,递到她面前。

她看到花,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哇,谢谢!”

但我没有松手。我从口袋里,又掏出了另一样东西——一枚戒指。

戒指不大,上面镶着一颗像水晶一样的石头。不贵,大概是五六万日元的样子,是一个学生能存下来的钱买得起的。但我不确定它值不值,我只想把它交到她手上。

她看到戒指的那一刻,直接愣住了。然后她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这……真的送给我吗?”

我当时脑子有点空,心跳得很快。我看着她,把那枚戒指往前递了递。然后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说了一句:

“濑美,如果长大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没有犹豫。

她点了点头,说:“我愿意。”

然后她把手伸出来。我把那枚戒指慢慢戴到了她的无名指上。

戴好之后,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看着那枚小小的戒指。然后她抬起头,抱住了我。很紧的拥抱,烟花还在天上炸开,一下一下的。

我们就这么站在高处,抱着,看了很久很久。

后来烟花放完了,我们慢慢走下来,回到了大街上。街上的人潮还在流动,烟花虽然没有了大朵的,但还有一些零星的烟火在夜空里亮着。

她就那样走在我旁边,戴着那枚戒指,偶尔低头看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她抬起头,笑着对我说:“下次花火大会,我们还来这里好不好?”

我说:“好。”

那是我这辈子度过的最好的一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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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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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我替她挡下的话

初中是在云岭镇读的。那地方不大,学校就靠着国道,教学楼是那种灰白色的老楼,走廊上的地砖是浅绿色的,边角磨得发灰,风扇在头顶转得很慢,吹下来的风都是温热的。就是在这种地方,我听过很多关于她的话,比我想象的要难听得多。

第一回是课间,我路过走廊时几个人凑在一起聊天,看到我,其中一个开口了:“哎,你那个日本女朋友,是不是做鸡的?”我停下来看着他,旁边有人笑了一声。我问他:“你再说一遍。”他笑了笑:“我说你女朋友是不是做鸡的?”我往前一步:“你再说一次。”他可能感觉到气氛不对,没有再重复,但嘴里嘟囔了一句:“凶什么凶,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听到了,但没有继续纠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她。”

第二回是午休。教室很安静,风扇在头顶转,后面几个人的聊天声传过来:“他那个日本女朋友,真的是女朋友?”“谁知道,说不定是那种出来卖的。”“我看过那个照片,说不定是专门做那行的。”我没动,安静地听完了,然后站起来走到后面那张桌子旁边。他们抬起头,聊天声停了。我看着他们:“刚才说她是做那行的人,是谁?”没人承认。我站了一会儿:“我不会再说第二遍,以后不要让我再听到你们说她。”然后走回座位。

第三回是晚自习放学之后,前面有两个人边走边聊:“他那个女朋友,我看过的,就是那种网图。”“我听说他在网上发帖子,专门写这种东西,肯定是骗流量的。”我走上去:“你们聊够了没有?”他们转头看到是我,愣了一下,我继续往前走,没有停。

第四回,课间一个人直接问我:“你有没有跟她做过?看过她裸照没有?”我看着他:“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笑了笑:“那你怎么知道她是你女朋友?她说不定是个骗子。”我看着他:“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他没再说话。

第五回,课间几个人站在楼梯口聊天,我路过时听到其中一个说:“我好像在那种网站上见过她。”我停下:“你见过什么?”他愣了一下。旁边的人补了一句:“他说在那种网站上看过你女朋友。”我看着他们,没有说话。然后我说:“你如果再说,我不介意让老师来处理。”他们没再回应。

第六回,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那天有人告诉我:“他们在用P图软件合成了一张你和她的图,还发到群里了。”我一听愣住了:“什么图?”他犹豫了一下:“就是那种图,他们把她的脸贴到别人身上,说那是她。还在群里说,让想看的人私聊。”我站在原地,站了很久。然后我说了一句:“你有没有看到群里发的?”他说:“看了。很假,但他们在传。”我那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些人把合成图发在群里,背后说不定还有人加一句“AI生成的”,假装那是一种“技术展示”。但他们想做的事很清楚:他们想让你觉得那张图是真的,至少要让别人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搜那张图。我知道只要我想,我就能从某个群聊记录里翻出来。但我没有。因为我知道,那里面的人不是她,那张图只是一个贴上去的脸。我一旦看了,就输了。我给那张图赋予了一个位置,它就会有位置。所以我选择不看。后来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些人,从来没有听过那些话,也从来没有看过那些合成图。那些图是假的,P的,随便哪个软件都能做出来,几分钟就能贴好一张脸。她不会知道这些,也不会因此感到恶心。因为这东西从来没落到她面前,卡在我这儿了。

后来有一次我跟她视频,她问我:“在学校有没有人说什么?”我说:“没有。”她说:“真的?”我说:“真的。”

她没有再问,我也没再说。那些话和那些图,是我一个人替她拦下来的。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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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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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我不是汉奸,也不是走狗

那些关于她的话,我替她拦下来了。但关于我的那些话,我没有拦,因为有些话,我不想让它就那么算了。

一开始是在教室。有人在课间翻手机,看到我写的文章,或者看到我在日本拍的照片,然后扬声对全班说:“哟,我们班出了个汉奸啊?跟日本人谈恋爱,还要去那边读书?”有人跟着笑。我没有理,因为我知道那只是起哄。

后来传开了,说我“找了个日本女朋友,成了日本人的女婿”,有人问我:“你是不是以后就留在日本了?”我说:“不会。我回来考高中。”他们听了,笑了笑,没有继续。

但后来,话越说越重了。

有一回午休,后排几个人在聊天,声音大到整间教室都听得见。他们在说台湾。他们说那边有个亲戚是我的二太公,然后话题就开始往“国民党走狗”的方向转。有人说:“你知不知道你太公是什么人?国民党的人,那就是反动派。你居然还敢认他?还敢写他的故事?”旁边有人接话:“就是啊,怪不得你会跟日本女生玩在一起,原来你家里本来就是走狗。”

我坐在座位上,听到那几个字的时候,我没动。我在心里把自己要说的话过了一遍。不是想骂回去,是想着怎么让它们落地有声。然后我站起来,转过身,看着他们,声音不大,但足够整间教室都听清楚。“你说国民党是走狗?那你知道你爷爷那一代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做什么吗?他们在打日本人。是在长沙、在南京、在淞沪,一个团一个团填进去地打。你读过那段历史吗?你不知道。但你骂得出口。”

声音在教室里回荡了一下。没人接话。

然后我又说:“我太公也是国民党兵。他打过长沙会战,他带过兵,他救过一个5岁的孩子。他是走狗吗?不是。他是抗战的人。至于台湾那些亲人,他们是我太公的弟弟的后代。他们姓同一个姓。他们是我的亲人,这是我太公留给我的。你们不认,那是你们的事。我认。”

我讲完之后,看了周围一眼,平静地坐回位子上。

那天之后,话少了很多。

有一回,有个人当面叫我“汉奸”。那次我没避开,停了下来,看着他说:“汉奸是卖给日本人的。我女朋友是日本人,但我在日本一没卖国,二没背叛。我只谈了场恋爱。如果因为谈恋爱就叫汉奸,那那些去日本留学、买日本产品的人,你打算叫什么?”

他张了张嘴,没能说出什么。

后来我还在班级里说过一次,是在一次课间。“你们有人骂我是国民党的走狗,我就想问一句:国民党里那些抗战派,像李宗仁、张自忠,他们是不是也是走狗?你们分得清‘反动派’和‘抗战派’吗?你们知道你们骂的是谁吗?你骂的是那些在长沙会战里死了几十万人的兵,是那些在南京保卫战里死掉的人。你骂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死了。你骂一个死人,你有本事吗?”

教室安静了很久。没有人再开口反驳。

后来我写了一段话,发在自己的笔记里。不是发在网上,只是记下来。“我不是汉奸,也不是走狗。我谈了个日本女朋友,我有个太公打过长沙会战,我有个二太公在台湾,他孙子17岁加入了国民党,他妹妹也想加入。这些都不是我选的,是我生来就有的。我不觉得这些有什么需要辩解的地方。”

后来那件事慢慢过去了。到了中考前,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汉奸”和“走狗”这几个字了。

那段时间还有两件事,我一直没忘。

一件是评选共青团员的时候。全班投票,我没有被选上,不是只有几个人没投我,是全班没有一个人投我。那张选票上,我的名字像是被人刻意避开了一样。他们宁愿不选,也不愿意让我上去。当时我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那是故意的。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那些人觉得“他不配”。

另一件,是在那之后不久的一个晚自习。那天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笔在纸上写的声音。我低头写作业的时候,有人经过我座位旁边,走得很轻。我没抬头,以为是有人去倒水。晚自习结束后,我收拾书包准备离开,发现我的名字被人写在桌面上,就在我的书本旁边。字是圆珠笔写的,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像是故意要让人看见。只有一行字:“你也配当共青团员?”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没有擦掉。我把书本收进书包里,然后关掉教室的灯,走出了教学楼。那天晚上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也没有把它擦掉。第二天早上去到教室,那行字还在,没有人承认是谁写的,我也没有追问。我只做了一件事:坐下来,翻开书,开始早读。因为我不想让那行字成为我这一天开始的方式。后来那块桌面上的字,大概在值日的时候被擦掉了。但我一直记得那行字,到现在都还记得。它是我在初中最后一年里,最安静的一票反对票。

那些话和那些字,她从来不知道。她不知道有人骂我是汉奸,不知道有人叫我走狗,不知道全班没有人投我,也不知道晚自习那张桌上被人写了字。我从来没有跟她提起过这些。因为这不是她应该听见的话。那些话是我一个人听下来的,而那些字是我一个人看完的。

有时候我很伤心。不是气,不是恨,是一种很累的伤心。我伤心的是,那些人根本不认识她,却用最难听的词去形容她。他们没见过她笑的样子,没听过她说“好美味”时的语气。他们不知道她在雷雨夜有多害怕,也不知道她在花火大会上看烟花时有多安静。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敢用那种词去说一个人。

我伤心的也是,他们根本不认识我的太公,不知道他坐在藤椅上讲捞刀河时的沉默。他们没见过那些旧照片,不知道照片里那些十几岁的少年最后去了哪里。他们不知道他在南京失去的那些弟兄,也不知道他在那面旗子底下站了多久。但他们还是骂得出“走狗”那两个字。

我伤心的还有,那些投票的人,那些写字的人。他们明明知道我叫什么,却不认为我应该在那里。

有时候我会想,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太早去日本了?是我应该把喜欢一个人这件事藏起来?是我根本不该提太公的事?还是我不应该去台湾?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然后想起一些别的东西。我想起那碗汤,是她在石阶上端给我的。想起太公说“那壶酒要是多一点就好了”时的眼神。想起那张旧照片里,那个长得像我的人。

我记得那些,就会觉得: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那碗汤有多重,不知道那壶酒有多轻,不知道那张照片里的人,其实是我太公想了一辈子的人。

所以我伤心,但我没有后悔过。

我伤心的是,那些话、那些投票、那些字,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觉得,当时那样做是正常的。但对我来说,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有些人是不会问你经历了什么的。他们只是根据他们看到的那一小块,就给你贴了标签,然后让你背着一个不属于你的名字继续往前走。那是我在初中最后一年里,学会的最冷的一课。

所以我不写“我会继续扛下去”,也不写“我不在乎”。我只想写:有时候我很伤心。但我还是会在伤心的同时,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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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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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唐人街·黑狮(上篇:出发与集结)

那一年春节,我没有留在京都。我去了横滨的唐人街。

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特别的演出,而是因为我想亲眼看看,在异国他乡,中国人是怎么过年的。腊月二十九那天下午,我坐电车到了横滨中华街。车站外面已经挂起了红灯笼,街两边摆满了年货摊,空气里飘着烤鸭和炸春卷的味道,街上的人比我想象中还要多。有说粤语的,有说普通话的,还有不少日本游客在拍照。

我走出车站的时候,发现整条街已经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一眼望不到头。街边架起了临时摊位,有人卖炸春卷,有人卖糖葫芦,还有一摊热气腾腾的关东煮。空气里全是各种气味混在一起的复杂味道——烧烤的烟、炸春卷的油味、鞭炮的火药味,还有人群里那种带着体温的气息。有人在放鞭炮,噼噼啪啪的声音一阵接一阵,金色的碎纸屑从半空中落下来,被风吹得到处都是。我站在街口,看着那些红灯笼和人群,第一次觉得异国他乡也有过年该有的感觉。

我往前走了一段,想找一条不那么挤的巷子绕过去,但每条路都是人,我被人群推着往前走了好一阵,耳边传来一句带着香港口音的粤语:“讓一讓,唔該。”我侧过身,让一个端着热汤的老伯先过去。又走了一段,在街口看到一群人聚在一家饭店门口。有人在喊:“舞狮的,还有没有人?现在还差一个狮头!”我站在人群外面看了一会儿,那些舞狮的人正在穿装备,有人提着锣鼓,有人正在绑腿。我认出他们耍的是南狮,就是我从小练的那种,毛茸茸、彩色的,佛山那边常见的狮子。

我走过去说:“我可以。”那个人转过脸看了我一眼,打量了我一下,问:“你多少岁?”我说:“十四。”他笑了一下:“十四岁?你会吗?”我说:“我五岁就开始学了,我学的是黑狮。”他听到“黑狮”两个字,停了一下,问我:“你上过桩吗?”我说:“上过。”他又问:“外面那些桩,你能踩?”我说:“试一下就知道了。”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递给我一个狮子头。那个狮头很沉,比我以前在老家用的要重一些,做工扎实,黑漆的底色上勾着金色的花纹。我翻过来看了一下底下——是实木做的,里面衬着竹篾,接口处用麻绳绑得很紧,看得出是一件用了很多年的老家伙,不是那种随便买来凑数的道具。我用力压了压,不软,也没有松动。我满意了,然后把狮头举起来试了一下视野。狮头重的时候,视线会窄一些,要靠腰和腿去感知距离。

那天晚上六点,唐人街的舞狮队开始在街口集合。我穿上那身黑色的狮衣,狮头上面有一根红绳,是用来扎在背上的。狮衣不算新,布料有些磨损,但不影响使用。我系好狮头,试了试脚上的鞋,是那种专门用来踩桩的布鞋——脚底很薄,能感觉到桩面的形状,摩擦力够大,不会打滑。我低头检查了一下鞋底的磨损,没有破洞,没有开胶,心里踏实了一些。

旁边来了一个人,年纪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穿了一件红色的队服。他拍了一下我肩膀:“你也舞狮?”我说:“嗯。”他笑了笑:“我也是。我负责那个桩底的稳桩——就是你在上面跳的时候,底下帮你扶着桩脚的人。”他说的就是“高桩底下的人”,负责在用神的时候稳住那些移动的桩脚,防止因为重心偏移导致整根木桩翻倒。我点了点头:“那等下靠你了。”他说:“放心,我还没放倒过人。”

天黑之后,街边的红灯笼亮了起来,整条街都被照得暖融融的。锣鼓队的人在街口试音,一阵“咚咚”的鼓声传过来,穿过人群,震得我脚下的地面都在微微颤动。我站在队列里,旁边是一个年长的狮头。他看了看我,说:“你第一次在唐人街舞?”我说:“是。”他点了点头:“别怕,锣鼓一响,跟着节奏走就行。还没见过真正出事的。”

他说的语气平静,不像是在安慰我,更像是在告诉我一个经验。锣鼓声在六点半准时响起,起初是一阵慢鼓,然后是铙钹,再然后是那种极快的鼓点。有人在街边放了一串鞭炮,烟火的味道混杂在冬天的空气里,钻进狮衣的缝隙。我深吸一口气,抬起狮头,跨出了第一步。

那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举起狮头,踩上高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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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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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唐人街·黑狮(下篇:高桩上的那一步)

那天晚上的唐人街,是我见过最热闹的唐人街。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我从高桩上往下看的时候,整条街黑压压的全是人。有华人,有日本人,有穿着羽绒服的游客,有带着小孩的老人。街灯和红灯笼的光混在一起,把所有人的脸都照得发亮。

我进场的时候,街口已经围了好几层人。我挤过人群的时候,旁边有人用粤语说了一句“讓一讓,唔該”,有人用日语说“楽しみですね”(好期待啊),还有人举着手机在录前面的人。那天晚上的狮队大概有几十支,光是报名参加巡游的就好几十上百头狮子,还有舞龙和花车。在我踩上桩之前,街口那边已经有一支龙队在走,金色的龙身被十几个人举着,在红灯笼底下绕了一圈,人群发出一阵欢呼。

那晚的梅花桩一共八根。从第一根到第五根是最基础的线路,间距适中,适合普通跳跃。第六根到第八根的间距明显更宽,桩面也更窄,是留给压轴动作的。整条街上的人群全都朝着梅花桩的方向围拢过来,把舞台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锣鼓声在六点半准时响起,先是慢鼓,然后是铙钹,再然后是快板。我站在桩前,深吸了一口气,踩着鼓点开始往上走。

第一根桩,第二根桩……每一步都稳稳落下。当我走到第四根桩的时候,锣鼓声忽然换了节奏,变成一组短促的、跳跃式的鼓点。这是“踩高杆”的信号。我知道接下来要做一个起跳动作,从第四根桩直接跨到第六根桩,中间越过的第五根桩上挂着一个红包。

我起跳了。右脚蹬上桩面,整个人往前送出去,左脚在空中跨了一大步,踩向第六根桩。可就在落脚的瞬间,我左脚踩偏了,整个人往右边歪了一下——那个瞬间持续不到一秒,但我能感觉到底下的人群传来短促的惊呼。我咬紧牙,靠腰力把重心往回拉,硬生生在桩面上把身体稳住,随即抓住了第六根桩的边缘,没有摔下去。接着我立刻调整姿势,踩稳第七根桩,然后落到第八根桩上,完成了剩下的路线。底下响起了掌声,但不是那种热烈的,而是那种带着后怕的、松了一口气的。我从桩上跳下来之后,阿强站在桩底下,抬头看着我,脸上还带着一点未散开的紧张:“你刚才那一脚,真的吓到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摔,就行。”

那天晚上的最后一个节目,是阿强的醉狮。他不是跳高桩的,他是那种在地上走的舞狮,用的是另一种套路。他顶着红色的狮头,在街中央的空地上做出一种喝醉了的步态——脚步忽快忽慢,身体左右摇晃,像是一碗酒泼在了石板地上,狮子踩着那些散开的酒液,步伐越来越乱,但始终没有摔倒。他在那阵鼓点里低着头,把狮头压低,缓缓转了一圈,然后停住,像真正喝醉的人那样坐了下去,那一刻,掌声从他四周响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看到有人用这种方式舞狮,没有高桩上的惊险,但那种稳稳的、不靠蛮力的节奏,反而更让人印象深刻。

表演结束之后,我走下高桩,穿过人群,朝他们站的方向走去。我岳父站在人群靠前的位置,他看着我走过来,没有说“你舞得真好”之类的话,只是笑了一下。那种笑不是客气,也不是礼貌,是一种带着“我知道你行”的表情,像是我已经在他那里通过了一次无声的确认。他没有说话,但那个眼神比任何话都更有分量。

我女朋友站在他旁边,她并没有像我岳父那样笑,也没有特意走过来抱住我,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我早就注意到了她在看我,因为当我踩上桩的时候,我的余光扫到过她站在人群里的位置。她看起来其实是在哭,不是那种明显的大哭,更像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看到台上的人踩稳脚之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表演结束后,我们走回住处的路上,她弟弟走在我旁边,忽然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你知道你刚才踩滑那一下,她有多担心你吗?”我当时愣了一下,没立刻回答。她弟弟又说了一句:“她一直到你站稳了才开始呼吸。”我转头看了她一眼,她走在前面,脚步不像平时那么轻快,像是在慢慢放松下来,她可能还以为我不知道她刚才有多紧张。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我把红包放好。我坐在床边,想起她弟弟说的那句话,想起她站在人群里看着我的样子,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以后不会再让她在台下看我来回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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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贴到这,陪她逛街累了,明天继续,也感谢每位猫扑友的阅读与支持,说句实话,这些文字呢是本人用键盘码出来的,而不是ai生成,最近似乎不知原因,我在天涯墨客(tianya666.com)连载时被禁言,禁言了68小时,结果刚解放没多久又被禁言168小时,也是服了,所以只能把猫扑作为连载的核心之一,也祝愿猫扑发扬光大!! ::小黄脸:[原神_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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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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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睡不着,继续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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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失去抵抗力的那一天

唐人街那晚之后,我回到京都,日子又回到了平时的节奏。

没有花火,没有高桩,没有几百头狮子。我每天还是照常去便利店,有时候路过神社,有时候不路过。她还在那座小屋里住着,我也还在同一座城市里。日子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偶尔会有一些小细节悄悄落在生活里。在感冒发生之前的那几天,京都一直在下雨。不是那种倾盆大雨,是那种细密的、不急不慢的雨,像被人用喷雾器一点一点喷在窗玻璃上。路面总是湿的,空气里带着一种潮凉的气息。她那天在神社前檐下站了很久,像是等雨停。我正好路过,她也看到了我,她喊住我:“你带伞了没有?”

我说:“没有。”

她把自己那把透明伞往我这边挪了一点:“那我们一起走吧。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那把伞不大,两个人挤在下面,肩膀靠在一起,雨水顺着伞沿滴落,在脚下的路面上溅起细小的水花。我们就这样走了一段,她的肩膀偶尔碰一下我的肩膀,像是无意,又像是故意。

那是她感冒前的一天。

第二天下雨了。下午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缩在客厅的沙发上,整张脸埋在抱枕里,只露出半张脸。她妈妈出门了,她弟弟妹妹在房间里写作业。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雨声和她偶尔吸鼻子的声音。我走到沙发旁边蹲下来,伸手碰了一下她的额头:“你发烧了。”

她把抱枕拉下来一点,鼻尖红红的,声音闷闷的:「風邪ひいた。」(我感冒了。)

我站起来,说:“你等着,我去给你买药。”

“伞在门口。”

我拿起伞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已经把抱枕拉回原位,整个人缩成了一小团。我撑开伞走进雨里,沿着那条熟悉的街道往药店方向走。路上的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车开过,溅起一阵水花。街角那家便利店已经亮起了灯,店门口有一个人在收雨伞,雨水顺着伞尖滴落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我走进药店,买了一盒感冒药和一包退烧贴,然后又在旁边的便利店买了一瓶水和一包纸巾。

我回到她家的时候,推开门,她还是那个姿势。我把药袋放在茶几上,倒了一杯温水,把药片拆开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那两粒药片一眼,然后放进嘴里,喝了一口水,皱着眉咽了下去。她靠在沙发背上,看着我说了一句:“你买药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也带点东西?”

“没有。”

“你下次可以买一包糖。”

“你先把药咽下去再说。”

她笑了,然后慢慢坐直。我坐在她旁边,把那盒退烧贴拆开,拿了一张递给她:“贴一下这个。”

她接过退烧贴,撕开包装,按在自己额头上,冰凉的触感让她轻轻眯了一下眼:“嗯,舒服多了。”窗外还在下雨,我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打开,调到一档综艺节目,声音开得不大。她靠在沙发上,我坐在旁边,偶尔说一两句话。过了一会儿她跟我说:“我去一下洗手间。”她回来之后,又缩回沙发上,忽然开口:“我的日本名,你还记得吗?”

“记得。”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感冒吗?”

她看了我一眼:“不是因为着凉,也不是因为下雨。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喜欢到抵抗力都没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很正常的事。

我当时手里还端着那杯水,听到这句话,水杯停在半空中。“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嗯,”她点了一下头,“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你出现之后,我好像什么都挡不住了。”

她说得很轻,像在说一个她自己刚发现的秘密。我放下水杯,看着她:“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想看书吗?”

她愣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太喜欢你了,喜欢到什么都愿意认输。”

她看着我,张了张嘴,像是没想到我会这样回她。然后她低下头,脸上浮起一层很淡的红。窗帘没有拉上,外面的雨还在下,客厅里的灯光暖融融的。她整个人坐在沙发里,那一瞬间的画面,比很多刻意安排的场景都要动人。

那天下午,她喝完了药,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替她把毯子拉好,把药盒收进厨房的抽屉里。她睡着的时候呼吸很轻,鼻尖还是红的。我在旁边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煮的东西。冰箱里还有一袋挂面、几颗鸡蛋、一把小葱。我把水烧开,下面条,等锅里的水再次沸腾时,把鸡蛋打进去,撒上葱花。

面条煮好的时候,她刚好醒了。她闻着味道走过来,站在厨房门口,还没完全清醒:“你在煮什么?”

“中国面。”

她靠在门框上,看着我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没有走开。等我把面端到桌上时,她坐下来,用筷子夹起一筷子面条,吹了吹,然后送进嘴里。她嚼了几口,抬头看着我说了一句:「おいしい。」(好美味。)

然后她又低头吃了一口。吃完了之后,她对着厨房的方向说了一句:「私、すごい。」(我好厉害。)

我笑了一下:“又不是你煮的。”

她没接话。她从碗里夹起一小撮面条,伸到我面前:“你也要吃一口。这是你煮的。”

“我不吃。”我又笑了一下。

她坚持:“就一口。”

她坚持要把那筷子面递到我嘴边。我只好张开嘴,把那几根面条吃了进去。她满意地收回筷子,继续低头吃自己的那碗。

后来她妈妈回来了,看到客厅里多出的药盒,只是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她弟弟妹妹从房间里出来,闻到厨房里残留的面汤味,问她煮了什么。她说:“我吃完了,你们想吃的话让他煮。”她弟弟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可以再煮一碗吗?”

我看着他,然后点了点头。那天下午,我又煮了两碗面。她弟弟妹妹坐在桌前安静地吃完了,她妈妈站在厨房门口,端着一杯茶,安静地看了几眼。

那天傍晚,雨停了。我帮她收好桌上的碗筷,用水把锅冲干净,放在沥水架上。我走到玄关,穿上鞋,拉开木门的时候,身后的她走出来:“下次你想看书,我可以陪你一起看。”我站在门口,侧过头,看到披着一件薄外套站在客厅和玄关交界处。

我说:“好。”

她笑了一下,像是放下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然后我走出那扇门,身后的门轻轻合拢。京都的街道被夜雨洗过,路面干净透亮,路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暖色的光。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雨后的空气里有泥土和植物混在一起的气息。我抬头看了一眼京都塔的方向。塔身在夜色中安静地亮着。我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想她说过的那些话,也没有去记她吃饭时的表情。我只是知道了一件事:当我走到某个地方时,我会想起曾经有一个人在我煮面的时候,从沙发上探出头说“不知道明天雨还会不会下”。她会等着我把那碗面端过去,然后抬头说一句“好吃”。

这大概就是以后会让所有“好日子”变得更有实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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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太公的藤椅

那天我走出她家的时候,京都的街道已经被夜雨洗过了。路面干净透亮,路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暖黄色的光。我走回住处的路上,空气里有泥土和植物混在一起的气息。我低头走了很长一段路,路灯把我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又拉长,像是在重复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没有立刻开门。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远处京都塔的方向,塔身安静地亮着,没有声音。

我推门进屋,开了灯,把外套挂在门边。屋里很安静,只有电冰箱在运转的低鸣声。我没有开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窗外的路灯把暖黄色的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落在桌面上。我伸手拉开抽屉,拿出那枚硬币,放在桌上。我坐在床边,看着它。那是一枚旧铜币,币面已经磨得很平了,边缘被磨得光滑,但还保留着一些模糊的轮廓,依稀能辨认出孙中山的头像。是我太公留给我的,已经很久了。

我有时候会把它握在手心,什么也不做,只是握着它,像是在握一段还没有完全落定的时间。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太公坐在那把藤椅上的样子。那是海南老屋门口的藤椅,竹篾编的,扶手处已经被磨得发亮。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一把椅子坐久了真的会凹下去。那个凹痕,是太公坐出来的,不是因为他太重,而是因为他每天都会坐在那里,坐了很多年。

我小时候在海南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太公已经很老了,背有点驼,但站起来依然很高。他不爱说话,也不爱去别人家里串门。他大多数时间都坐在那把藤椅上,看着院子里的芒果树,偶尔用一把旧蒲扇慢慢扇着风。我有时候会坐在他旁边的地上,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乱划。我们俩就那样隔着一段距离坐着,没有太多话。偶尔他会问我一句:“你以后想做什么?”我说:“还没想好。”他不评价,也不建议,只是“嗯”一声,继续看远方。

太公很少主动讲他过去的事。你跟他坐久了,他偶尔会像自言自语一样,忽然开口说几句。有一回夏天的傍晚,天气很热,风扇呼呼地转,汗水贴在衣服上。我正在院子里蹲着玩泥巴,他在藤椅上忽然开口说了一句:“打仗没什么好讲的。但你要记住一件事:打日本人,是我们这一代人该做的。我们没有退路。不是因为我们够勇敢,是因为那地方是我们自己的,没法让给别人。”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他看都没看我,就那样望着院墙外的树梢,像是在确认一个很远的地方还在那里。我当时没有完全明白,但还是停下手里的泥巴,听完了。

太公以前是国军的人,这件事我小时候并不完全理解。我只知道他很老,很安静,偶尔会坐在那把藤椅上说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等我真正开始听懂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我记得有一次他翻出一张旧照片,放在桌子上。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已经有些破损了。上面站着十几个人,穿着军装,靠在一起,像是在一块稍微平整一点的土坡上拍的。其中一个是太公,他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三个位置,肩膀上有一道反光,是肩章。他指给我看的时候,说:“这些人,打完仗之后还能走在一起的,已经不多了。”我问他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他说:“长沙。是在开打之前拍的。”

开打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才知道,那张照片不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拍的,而是在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之前拍的。那些人站在镜头前,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几天之后自己会在哪里。但太公在讲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一个在翻旧书的人翻到了一张书签,停下来看了一眼,然后又把它放了回去。

太公还提起过一把刀。那把刀是他部队里一个营的传令兵让他帮忙保管的,因为那人要回去一趟,说自己用不上了。后来那人没回来,刀也一直留在太公那儿。我问他刀后来去哪了。他说:“不知道。应该是某次转移的时候弄丢了。”我问他:“你记得那个传令兵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姓刘,个子不高,平时很少说话,走路的时候声音很轻。”

我问他:“你觉得他后来怎么样了?”太公没有回答,但也没有看着我。他只是说:“记得那些已经不见的人,比记得他们怎么不见的更重要。”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没有忘过。

后来他老了。脚开始不太利索,走路时会发出一声轻微的木头发涩的声音,像老旧的门轴。他还是每天坐在那把藤椅上。有时候一整个下午都不说话,就坐在那里,看风穿过芒果树的叶子。我问他坐在那里想什么。他说:“在想以前的事情。人老了,就会开始回想那些已经过去很久的事情。”

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说起长沙的冬天。那是他说得最多的一次,也是在藤椅上讲的。

他说他们守在一个叫捞刀河的地方。那条河不算太宽,但那一仗打了好几天。日本人的炮弹打过来的时候,人就像被锄头刨翻的泥块一样散开,一炸就飞起来。他那时候是营长,底下有几百号人。一仗打完,清点人数,少了一百多个。他说“少了”,没有说“死了”,好像那些人只是走散了,可能还会回来。他在讲那一段的时候,声音比平时更轻了。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捞刀河的水,是浑的,带红色的。我那时候在河里淌过水。水没过膝盖的时候,我踩到一些东西,是软的。”

他没有说是尸体。但我知道那是什么。

他又说:“有一个河南兵,十七岁,长得特别小,连枪都差点扛不动。他怕冷,每次打仗前都要喝一口酒。我身上有一壶,分给他喝了几口。”我问他后来呢。他说:“后来他冲在前面,一炮轰过来,没了。我当时没来得及记他的名字。就记得他个子矮,爱笑,说他河南老家的麦子长得比人高。”他讲完这些的时候,没有叹气,只是看着院子里的芒果树,像是河南兵还在那里。

我问他那些名字记不住会不会遗憾。他说:“那些名字,以前每天点名的时候都会喊到,是记住了的。只是你不认识他们,所以你只需要知道他们是人,就够了。”

后来他又说起南京。他只说了一次,半句:“南京那一趟,我手下有两个排的人调过去了。全部没回来。”然后他就没再往下说了。我没有追问。

太公关于战争的事,他以前并不常提起。我在海南的院子里跟他相处那么久,只听过他讲那几段。捞刀河那壶酒、南京城外那支没有回来的队伍、那个姓刘的传令兵——他说过的,我都记得。其他的他没讲过的,我想他大概是觉得那些事太远,讲出来也没什么意义了。

太公还有一个习惯:喝早茶的时候,他会先把热茶倒在碗里,把碗沿烫一遍,再倒掉,然后才倒第二杯开始喝。我问他这个习惯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佛山传下来的。小时候他跟着街边的茶楼学的,老一辈都是这么教的,烫了才干净。他有时候坐在藤椅上,手里端着一杯茶,会忽然说一句:“佛山以前有座桥,很老的石板桥。我小时候在上面跑过。”我问他桥还在不在。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走了以后,再也没回去过。”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已经不重要的事。但他又说:“不过那桥的样子,我还记得。”

后来他慢慢地老了。身体缩了水,坐在藤椅上,整个人像一小块晒干的陈皮。但他脑子清楚得吓人,有时候会忽然冒出很多往事。

有一年夏天,特别热,风扇呼呼地吹,他突然开口说了一句:“你们以为打仗是什么?打仗就是饿。那时候在长沙,一个窝窝头几个人分,喝的是沟里的水。佛山那些早茶,我二十几年没吃过。我想过。”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回去看看?”他笑了一下,没有接话。但我看到他捏着茶杯的手指,有一瞬间微微收紧了。他最后还是说了句:“回不去了。都变了。”

我有时会在院子里问他:“太公,你去了那么多地方,哪里你最想回去?”他没有立刻回答,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佛山吧。我小时候在桥头跑过。”然后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有再问。但我知道他说的那个“佛山”,不是指整座城市。他说的就是那座他已经不记得还在不在的石桥。

他走了以后,那把藤椅还在。我有时候会回海南老屋,走到那把藤椅前面站一会儿,用手摸一下那个凹下去的椅子面。那个形状,是太公坐了几十年之后留下的。那把藤椅的竹篾已经有些松了,扶手的地方也有一道细细的裂纹,是被磨损出来的。我有时候会想,是坐了多久才会留下那样的痕迹。他坐着那把椅子,看过院墙外的天色从亮到暗,又暗到亮。看过那棵芒果树的花从开到落。

他在海南的日子很长,长到那些在长沙打仗的日子像是另一个人的事。但我知道那些事不是别人的,是他自己的。他不怎么提,但他的身体记得。他走路的时候有一条腿会稍微拖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拉住了。他不说原因,但那大概就是战争留下的痕迹。

太公去世以后,我经常在安静的时候想起他。不是因为他留下了什么特别的话,而是因为他坐过的那把藤椅还保留着他坐过的弧度。我在她家的那个夜晚之后,走在京都的街道上,忽然想起他坐在海南那把藤椅上的样子。那一刻很安静,京都的夜晚和海南的傍晚其实很像。

我有时候会想,太公如果还在,他会怎么看我。不是看我在做什么,而是看我这个人,看我在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大概不会多说什么,只是会坐在那里,像以前那样,抬起头看看我,然后又低下头去,继续摇他的蒲扇。他以前总说“人不能忘了本”,我那时候不太懂,后来才明白,他说的不是“不要离开那个地方”,而是“不要忘了你从哪里来,那些走过的路,那些还活着的人,和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

我坐在屋里,把那枚硬币握在手心,觉得它还是温的。不是刚被阳光晒过的那种温,是一种像体温一样的热量。太公不在了,但他留下的东西还在。他的藤椅、他的照片、他说话的节奏。他说话时偶尔停顿的那段空白,在我心里一直没有关掉。那一段空白,像是留给我去填的。他走了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想填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想去长沙的捞刀河边看一看,哪怕河水已经变过很多次。我想去佛山,找到他小时候跑过的那座石桥,站在那个位置,替他再看一眼。我还想在那把藤椅上再坐一坐,不是为了坐得舒服,是为了感受一下他坐了几十年的那个角度。

这些事我已经开始慢慢在做,也打算继续做下去,跟那条他走过的路一样。所以,我现在握着的这枚硬币,它不只是一枚硬币,它是太公给我的第一个坐标。他在我16岁那年的一个普通夜晚,用一枚旧铜币,把我引向了他已经无法再亲自抵达的地方。那枚硬币,就像他留给我的一个迟迟没有说出口的嘱托,如今被我握在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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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贴到这里,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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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贴

第九章:另一个方向的坐标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那枚硬币握在手里,闭着眼睛想了很久。

太公在捞刀河边走过的路,我已经没法再走了。但他留给我的那枚硬币,却还在我的口袋里。它不只是提醒我去翻那些旧照片,它也在提醒我:我现在该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不可能去长沙,也不可能回到他站在捞刀河边的那个冬天。但有一条路是我确实可以走的——那条路,是通向她的。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阳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落在桌面上。我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过那枚硬币,握在手心里,还是温的,像是被人握了很久。我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穿好衣服,把硬币放进口袋里,出门了。

我没有去神社,也没有特意去找什么,只是沿着河堤走了一段路。京都的早晨很安静,河面上泛着一层浅薄的光,水里倒映着天空的颜色。我走得不快,没有什么目的地,只是觉得应该出来走一下。路过一家便利店的时候,我停下来,买了一瓶水,然后站在门口喝了一口。那种感觉就像在说:今天只是普通的一天,但我确实在往前走。

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阳光斜斜地照在窗台上,在地板上拖出一道明暗交错的光。我坐在书桌前,把硬币拿出来,放在桌面上。那枚硬币的表面已经被磨得平滑了,边缘泛着微微的圆角。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翻开笔记本,在新的一页上写下一行字。笔尖划过纸面的时候,我听到窗外的风声。我写的是:

“太公留给我的是一枚硬币。我现在要留给自己的,是一条能走通的路。这条路不会通向捞刀河,也不会通向佛山的石板桥。它只会通向一个具体的人,和一段正在发生的生活。”

我把笔记本合上,和那枚硬币并排放在一起。窗外天色开始变暗,远处的街道亮起了灯,一盏接一盏。我坐在那里,没有开灯,看着窗外的路灯逐渐亮起来。房间里很安静,但那种安静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我握着硬币的时候,会想起太公在藤椅上说话时的停顿。但现在我握着它的时候,我更多想起的是她。这种转移,大概就是我正在长大的某种征兆。

我有很多年没有太公在身边了,但我还有她。这条路还没到尽头,它还在向前延伸。我站起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水杯在桌上放了一会儿,杯壁上的水汽慢慢凝结成一颗细微的水珠。我低头看着它,觉得这大概就是生活本身——不是每一件事都有大的意义,但只要你还在倒水、还在走路、还在期待下一次见面,它就有它的分量。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我把硬币放在枕边,像是太公在我睡着的时候,替我守着那一侧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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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跨年夜,上海

那段时间我还在国内,没有立刻再去日本。但我心里已经确定了,那条路没有断,它只是还在延伸。我每天还是会看手机,看她的消息。她偶尔会分享一些日常,比如放学路上看到的云、便利店新出的布丁,或者一张随手拍的、站在教室窗边的照片。那些内容没有“我想你”之类的字眼,但我能感觉到她在让我参与她的日常。

我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一些关于她的事,不是正式的文章,只是一些片段。风大的时候她会缩起肩膀,喝奶茶时会先把吸管咬一下再插进去,走在人群里偶尔会停下来等别人先过。我记下这些的时候,没有特别的目的,只是觉得这些细节值得被记住。

那是二三年十二月的事。那天晚上,她发来一条消息:“你今年跨年有安排吗?我请好假了,打算去上海。”我坐在桌前,看着那条消息,想起太公那枚硬币放在桌角,安安静静地,像是什么都没说,但所有的选择都已经放在那里了。我回她:“那我从茂名过去,上海见。”

跨年夜那天傍晚,我站在浦东机场的到达口等她。出口处的人流一拨一拨地涌出来,每一波都有人举着牌子喊名字。我站在靠后的位置,看着旅客一个一个地从闸机口出来,被接走,然后消失在出口外。她出来的时候,比我想象的要晚一些。她推着行李箱,穿着那件厚实的深色外套,围巾裹到下巴,刘海被机场的风吹得有点乱,一只手还握着手机,像是在确认我还在等她。她看到我的时候,没有跑过来,只是加快了脚步,走到我面前,然后说了一句:“外面好冷。”

我接过她的行李箱,问她吃了没有。她说在飞机上吃了一点,又问我从茂名过来累不累。我说还好。她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我走在她旁边。她走几步就会转过头来看我一眼,像是在确认我真的在这里。我们从机场打车去市区的时候,她靠着车窗,看着外面流动的夜景,轻声说了一句:“第一次在中国过年。”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B站跨年晚会的现场。场馆外面排着长队,入口被灯光照得通亮。队伍里有拿着荧光棒的,有举着应援牌的,还有人正对着手机直播。她站在队伍里,看了很久,说:“这里比我想象的热闹多了,而且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冷。”

晚会的氛围比我想象中更热烈。舞台上的灯光变幻不停,屏幕里的弹幕像瀑布一样滚动,观众席上有节奏地亮起灯海,像一片在夜风中起伏的麦田。前面几首歌,她都安静地听着,偶尔举起手机拍一下大屏幕,像是在收集属于这个夜晚的一些片段。

然后铃木爱理上台了。她是在那首《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的主题曲响起时出的场。前奏一出来,全场的灯光微微变换,观众席发出一阵连成片的欢呼。我感觉到她握着奶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但她没有跟着人群欢呼。她只是安静地站在人群里,看着舞台上的铃木爱理,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是这首歌。”

铃木爱理在台上唱着那首“DADDY! DADDY! DO!”,舞台的灯光随着节奏闪烁,大屏幕上的歌词和画面快速切换。她站在人群中,微微晃了一下身体,像是在跟着节奏走,但又没有真的动起来。她在间奏时转头看了我一眼,轻声说:“我以前在家循环过这首歌,很多次,跟音箱一起放的那种。”她说完又转回去看舞台,眼睛里映着舞台上的光。

那一刻她站在拥挤的人群里,手里还握着那杯没喝完的奶茶,眼睛被舞台的光照得发亮,像是那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都在她心里有了具体的形状。

那之后还有几组节目。有一位实力派歌手唱了一首很稳的慢歌,还有几位嘉宾陆续登台,舞台上的光影不断变换。在某一刻,当古风节目开始,台上的背景变得水墨般悠远,她忽然说:“好像回到了某个神社的黄昏。”我看着她,觉得她确实能在任何地方找到自己的节奏。从京都的神社,到上海的人群里,她只需要站在那里,就能成为那个画面的一部分。

跨年倒计时开始的时候,她没有看大屏幕,而是转过身来看着我。她说了一句:“明年也要一起过。”我看着她,点了点头。倒计时结束的时候,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欢呼,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笑了一下。

跨年晚会散场后,场馆外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出租车排成长龙,有人骑着共享单车穿过人群,冷风裹着人群散去时的说话声灌进外套里。她没有急着叫车,只是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那些散去的人流,然后说:“我有点饿了。”我们找了个还没打烊的小店,点了一碗热馄饨。她喝了一口汤,然后问:“你们这里跨年都这样吗?”我说:“不一定,但今年这次是这样的。”她笑了笑,然后低头继续喝那碗汤。她吃完之后,坐在椅子上,裹紧外套看了一会儿街上逐渐稀落的人群,然后说:“明年还来。”

那一年的跨年夜,就这样过去了。没有烟花,没有特别盛大的仪式,只有一碗馄饨、一首循环过很多次的歌,还有她在夜色里说出的那句“明年也要一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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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红白歌会,一个不会重来的夜晚

二五年跨到二六年的那个冬天,我决定去日本和她一起过年。不是去上海,是直接去她家。她说她姐姐也会回来,弟弟妹妹都在,加上她爸妈,那一年的红白歌会,他们会围在客厅里一起看。我听完她说这个安排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大概就是她想要的那种过年。”

我提前买好了机票,从茂名出发。那时候已经是年底了,机场里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箱、准备回家过年的人。我坐在候机厅里,翻着手机里她发来的消息,她说:“我姐姐已经到了,她在帮忙准备年菜。你到了之后直接来我家就行,大家都在等你。”

飞机落地的时候,日本正在下雪。不是那种很大的雪,是很细的、像粉末一样的雪,落在机场的跑道上很快就融化了。我坐电车到她家附近的车站时,天已经全黑了。她站在车站出口等我,穿着那件深色的厚外套,呼出的气在路灯下凝成一小团白雾。她看到我出来,没有跑过来,只是站在原地,等我走近之后才说了一句:“这边好冷。”

“比上海还冷?”我问。
“比上海冷很多。”

她接过我手里的一个袋子,转身走在前面。她走得不快,像是特意放慢了速度。我跟在后面,看到她鞋底踩在薄雪上留下的痕迹,一路延伸到街角的那盏路灯下。她家的客厅已经亮着暖色的灯,窗帘没有拉满,光从缝隙里透出来。推开门的时候,她姐姐正坐在沙发上剥橘子,看到我进来,她朝我点头笑了一下:“新年快乐。”

她弟弟坐在榻榻米上玩手机,听到门开了,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来了啊”,然后又低头继续看屏幕。她妹妹正蹲在茶几旁边摆盘,把各种颜色的果子和糕点一块一块地码整齐。她妈妈在厨房里,锅里的汤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她爸爸坐在客厅的一角,手里端着一杯茶,看到我进来,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我换好拖鞋,把外套挂在门边。她家客厅的布置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不是那种很正式的日本家居风格,而是更偏向普通的、有生活气息的布置。茶几上堆着几个柑橘、一包薯片、还有几罐罐装饮料。电视屏幕正亮着,主持人正在介绍接下来的演出阵容,屏幕下方的字幕一行一行地滚动。她妈妈从厨房里端出一锅煮好的汤圆,放在桌上:“先吃点东西,红白还有一会儿才开始。”

电视上继续播放着红白歌会的画面。歌手一个接一个地登台。那些曲子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但对于我来说,有些名字熟悉,有些则完全陌生。她偶尔会转过头来给我解释:“这个乐队现在很火”、“这个歌手以前是很厉害的明星”。她姐姐也会在旁边接几句,她弟弟偶尔插嘴说“这个歌我听过”。客厅里有一种零碎的、随意的热络感。

时间走过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我注意到屏幕上的演出顺序正在接近那个关键位置。字幕跳动了一下,主持人念出了一个名字——米津玄师。

舞台的灯光在那一刻忽然暗了下来,像是为了迎接一场重要的爆发。全场安静了两三秒,然后灯重新亮起,米津玄师站在舞台中央。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定住了——一种很直白的、带着强力的节奏感,就像是某个一直藏着的东西终于被释放了出来。而当《IRIS OUT》的副歌响起时,几乎是在那一瞬间,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前倾了一下,像是整个人快要离开沙发了。

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浮现出《电锯人》蕾塞篇的画面:电次在雨中的街道里奔跑,那些属于蕾塞的碎片、打斗时的BGM、以及那些沉重而无法挥去的氛围,全部随着这首歌涌了上来。我差点就站起来了,因为那首歌实在太炸了。旋律和节奏都充满了冲击力,像是要把电视屏幕的边缘撑开。她把目光从屏幕转向我,看到我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眼睛都亮了一下,带着一种“看来这歌对他很重要”的眼神。她弟弟这时也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这歌真好听。”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目光仍落在电视屏幕上。

那首歌进入中段的时候,舞台大屏幕上闪过一些画面,与节奏完美契合。客厅里的灯光虽然亮着,但米津玄师的声音和舞台效果已经把整个空间封在了一个完全属于音乐的瞬间里。我坐在沙发上,感觉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迟来的共振——我在她家客厅里,听着《IRIS OUT》的现场,米津玄师在唱,舞台在亮,而我的耳朵里听到的,是我追了很久的那些画面。

跨年倒计时开始的时候,她弟弟已经把电视调到了跨年直播的频道,画面中东京塔的光正映在屏幕上。她站起来,走到我旁边,看着电视屏幕上倒数计时的数字,说了一句:“新年快乐。”我说:“新年快乐。”她听了,没有转过来,只是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手背,然后笑了一下。

外面的雪还在下。客厅里暖黄色的灯光照旧亮着,她爸爸端着第二杯茶,她妈妈正在往桌上端一盘新切的橙子。而她站在我身边,没有再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屏幕上那些流动的字幕。

那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我站在她家客厅里,米津玄师的那首歌从屏幕里响过,在她家客厅里绕了一圈。那首《IRIS OUT》,曲调明亮,节奏分明,正像它在红白舞台上那样,让整座客厅都多了一段被记住的旋律。那一夜不会再重来了,但那些画面会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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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极乐净土,以及舞台上的她

二五年暑假,我从茂名飞了一趟日本。那时候她还没放假,学校还在正常上课,但刚好赶上他们学校一年一度的文化祭。她在消息里跟我说过这件事,说她参加了一个舞蹈节目,问我要不要来看。我回了她一句:“能进吗?”她说:“家属或者朋友都可以进。你来的话,我帮你留一个位置。”

那段时间刚好是他们学校的期末周,街上的人流量比平时少。我走在通往她学校的路上,路边的商店还没开门,沿街的住户把洗好的衣服晾在二楼的阳台上。我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校门是一扇铁灰色的老式大门,门柱上挂着一块木质的校名牌,上面用行书写着“私立”的字样,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门口有一个像是学生会的人拦住了我,穿着深蓝色的制服,手里拿着一块写有“外来者受付”的木板。我问他是来找谁的,他翻了一下手里的登记簿,我报了她们班的名字,他点了一下头:“你是她朋友吧?她在后台准备。”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能感觉到学校的走廊比我想象中更窄,地面是浅色的木地板,被鞋底磨得有些发亮。走廊两侧的墙面上贴着各种彩色的宣传海报,都是学生手工画的,有的画着卡通角色,有的写着社团招募的标语。走廊尽头有一排储物柜,柜门上贴着每个学生的名字标签,有的贴着贴纸,有的挂着小小的钥匙扣。操场上已经搭好了舞台,音箱正在调试,几个学生蹲在台边检查线路,穿着制服的学生在操场上搬着椅子,拉成整齐的列。

我在观众区靠前的位置坐下来。台下的座位还没坐满,但已经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在陆续进场了。前排坐着一对老夫妇,穿着整齐的便装,手里拿着保温杯,正低头看着手里的节目单。几个穿着运动服的学生从后台跑出来,搬着道具箱经过我的座位前,然后消失在侧门后面。整个会场有一种正在慢慢聚拢的兴奋感,像是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正式演出做准备。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傍晚的光线具体是什么颜色了,但能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快要开始了”的轻微颤动。

舞台上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主持人走到台前,讲了几句简短的开场白。然后音乐响了起来,舞台的灯光转为深蓝色。那是《极乐净土》的前奏。我认出了那首曲子,虽然之前听过很多次,但从现场音箱里放出来的感觉和耳机里完全不同——声音更有包裹感,低音部分直接透过地面传上来,像是从舞台底下升起的。然后舞台侧面的灯光亮起,她们几个人从侧台走出来。

她走在队伍靠左的位置。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改良和服,裙摆很短,袖口宽大,腰间束着黑色的绑带。她的头发扎成高马尾,发尾随着步伐轻轻摆动。她走上舞台时,袖口随着步伐轻轻摆动,然后她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把脸转向观众席。前奏结束后,音乐进入节奏部分,她开始动了。她的脚步轻盈,脚尖点地,随节拍跨出短小而利落的步幅,膝盖微屈,衣摆随之轻轻摆动。她抬手的时候,宽大的袖口滑落至肘部,像是变成了某种轻盈的延伸。那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日式舞蹈动作——手腕微转,指尖上挑,带着一种仪式感,又不需要用力展示什么。她在那一段里转了一个圈,转身时她收拢手臂,衣摆随转身扬起,然后落下,发尾划出一道小小的弧线,像是被节奏带起的飞絮。

副歌部分时,她的动作幅度变大了一些——右臂向斜上方展开,身体微微后仰,像是一个迎风的姿势。她在那个动作中停顿了极短的一瞬,然后收住重心,将身体转回原位,像是在面对一阵风后重新稳住。她的裙摆在运动中微微张开又合拢,她的发丝在这几次转身中自然晃动。她没有刻意去看台下,也没有刻意调整自己的表情,只是随着那支舞的节奏,顺着节拍一动一动的。她整个人像是已经沉浸在那三分钟里,注意力只集中在自己和音乐之间。

台下观众的目光一直跟着她们的动作。有人在鼓掌,有人举着手机在拍,前排那对老夫妇也放下了手里的保温杯,抬头看着舞台中央。我的视线一直落在她身上,很难移开。她在我眼中的那个位置,像是整个舞台的中心。

音乐进入尾声阶段的时候,她的动作幅度渐渐收小——脚步放缓,手臂收回身体两侧,身体微微前倾,像是正在从一场起伏中慢慢停下。灯光在那时开始变暗,最后定格在她站定的姿势上。她站在舞台中央,带着微微的喘息,等待着掌声的落下。那支舞大约持续了三分钟,她在那三分钟里几乎没有看向台下。但我看着她的时候,觉得她跳得并不拘谨。她只是恰好在一首熟悉的音乐里,做着自己已经练过很多次的动作。

节目结束之后,她换好衣服从后台走出来。她看到我的时候没有跑过来,只是快步走了几步,然后问了一句:“看完了吗?”我说:“看完了。”她又问:“跳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她听完就笑了,然后说:“走吧,带你去吃食堂的咖喱饭。”

我们并排走在走廊里的时候,落日正从走廊尽头的一扇窗斜斜地照进来,在地面上拖出一道温暖的橘色光影。她走在我前面几步,背着书包,裙摆还在轻轻地晃动。我跟在后面,走着走着,看了一眼走廊尽头那扇窗,想:“今年暑假,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场舞蹈大概只持续了三分钟,但那一幕一直留在我记忆里——她站在舞台的灯光下,跳着那支舞,台下的掌声像一阵阵涌来的潮水。音乐结束的时候,她没有立刻看向台下,但我看到了她在台上站定的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沉浸在一种正在做着喜欢的事情的状态里。对我来说,她跳舞的那三分钟,就是她整个青春里最舒服、最从容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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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啦!

第十三章:米酒与黄昏

文化祭那天的傍晚,我走在学校走廊里,看着落日从走廊尽头那扇窗斜斜地照进来,在地面上拖出一道温暖的橘色光影。她走在我前面几步,背着书包,裙摆还在轻轻晃动。那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京都,和她在不同的季节走过不同的街道,去过那些没有游客的村庄,钻过一些小店,遇过一些记不清名字的人,也偶然喝过一些不知道来历的酒。

那一次去京都,年份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不是冬天,也不是花火大会的季节。我们去了一个离市区很远的村落,那里的街道很窄,路边种着几棵老树,树干上缠着绳结,像是很久以前有人挂上去的。村里有一家民宿,木质的房子,推开之后能闻到一种淡淡的木头和榻榻米混在一起的气息。

村子不大,住的人也不多,白天走在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村口有一家小卖铺,里面卖一些零散的日用品,旁边还有一口老井,井沿已经被磨得光滑了。我走到村口的时候,看到路边摆着一个小摊,摊子后面坐着一位老人,穿着一件褪色的深色上衣,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有很深的纹路。他面前摆着几排小陶瓶,瓶子不大,像是土烧制的,表面没有釉,呈哑光的褐色,瓶口用麻绳封着。我走过去蹲下,拿起一只陶瓶端详了一下,瓶子的形状很简朴,没有标签,没有日期,看上去像是手工制作的,带有一些细微的不平整,像是不久前还在某人的手中转动过。我指了指那只陶瓶,问老人这是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用含混的声音说了句什么,听不太清,像是当地口音很重的话。我觉得他大概是在说“这是给你喝的”,就打开封口喝了一口。

那口酒的味道很淡,有一点甜,确实像米酒。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异常,只是觉得“这地方果然有当地自酿的米酒”。我还拿给旁边的人看了一下,问他要不要试试,他说不要,然后退后了一步,像是在等待什么发生。

就在我放下瓶子的时候,我女朋友和她弟弟正好从民宿那边走了过来。她看到我手里拿着那只陶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问:“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我说:“米酒。”她看了看那只陶瓶,又看了看我,脸忽然有点泛红。然后她压低声音跟老人说了几句日语,像是在确认什么事情。老人回答了几句,含含糊糊的,她听完之后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把头转过来,用一种“你做了什么”的眼神看着我,说:“那不是米酒。那是口嚼酒。”

“口嚼酒?”我问,“是什么?”

她没有立刻回答。站在旁边的她弟弟忽然发出一阵压低的笑声,那种笑声,是那种“我懂但我不会告诉你”的笑,还带着一点幸灾乐祸,还夹杂着一种“你完了”的意味。他压低声音跟我说:“你先别问,回去再说。”

我没再追问。只是看着她脸红的侧脸,和她弟弟那种抑制不住的笑意,开始觉得这只陶瓶可能真的有点不对劲。

那天傍晚,我独自又走到了村口。老人还坐在那里,像是知道我会再来。他没有说话,只是站起来,朝我招了一下手,示意我跟他走。我跟着他走过一条很短的土路,拐进一片空地。空地中央立着一座木制的舞台,不大,四根柱子撑起一个微微倾斜的屋顶,屋脊的线条干净利落,像是一座缩小的神社。舞台周围没有围栏,只有几块石头散落在边缘,像是用来固定柱子的。

暮色里,一个女孩正站在木台上。她看起来大约二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和服,布料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偏暗,领口边沿绣着一条很细的白色纹路。她的头发是黑色的,没有做特别的造型,只是自然地披在肩上,有几缕发丝随着晚风轻轻晃动。她的皮肤在暮色里显得偏白,不是那种刻意保养的白,只是长期处于自然光线下的颜色。她手里拿着一团白色的糯米团,正随着动作缓缓移动着脚步。她的动作不快不慢,像是在反复练习某一段已经跳过很多遍的舞步——往左半步,重心下沉,手臂展开,收拢,再往右半步。她转体的时候,衣摆轻轻扬起,手绢在她手里缓缓展开又收拢,像是一阵风自己绕着她旋转。

她没有看向我这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只是继续着那支舞,仿佛她已经习惯了在暮色中继续跳舞。我站在不远处的草地上,没有再靠近。我看着她在木台上完成那几个动作,她蹲下身,把那团已经嚼过的糯米放进一只陶碗里,用手轻轻压了一下,然后端起那只陶碗轻轻晃动了一下,像是在确认它的状态。她做完这一切之后才直起身来,转身走向木台的另一侧,衣摆随着她的转身在风中轻轻摆动。

我站在草地边缘,看着那座木台在暮色中显出的轮廓,看着那个女孩在屋顶下缓缓移动的身影。老人站在我身后,没有开口解释。我们沉默了很久。我从那块空地往回走的时候,石板路两侧的房屋已经亮起了零星的灯光。我走得很慢,脑子里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画面。

回到民宿后,我再次问她口嚼酒到底是什么。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就是……把糯米放进嘴里嚼碎,然后吐出来,让它发酵。以前一些地方的传统做法。”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目光落在桌角,像是在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淡。房间里安静了几秒,她的目光落在桌角,没有说话。而她弟弟已经在旁边笑出声来,一边笑一边重复:“你喝了别人嚼过的东西,还是那种传统做法的。”他笑得很大声,似乎自己刚刚见证了某种重要的时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浅,想着木台上的那个女孩在暮色中缓缓移动的身影,想着那口酒的味道,想着她弟弟的笑声。天亮之后,我再次经过村口,老人还是坐在那里,小陶瓶依然摆成一排。他看到我经过,只是点了一下头。

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村子,也不再主动问起口嚼酒的事。但那口酒的味道,以及木台上那个女孩在暮色中缓缓转动的身影,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它们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模糊,像那座木台一样,在黄昏的光线中一直保留着它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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